2011年的某个春日下午，西蒙·温切斯特（Simon Winchester）收到一封以“一个建议”为名的邮件，询问他是否考虑写一本关于精密制造的书。这勾起了温切斯特关于“精确”的记忆——他的父亲是一位精密机械工程师，常带回一些有趣的精密机器，温切斯特的童年总与这些精巧设备相伴，这使他自始至终对精确满怀憧憬。

带着这种崇拜之意，温切斯特于2016年开始写作《追求精确》一书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，他却对精确产生了犹疑：“难道精确没有让我们忽视自然之美、不完美之美吗？”AI这类基于超精确的设备出现后，人们是否会陷入迷恋精确的漩涡，这难道不存在危险吗？

随着思考的加深，温切斯特逐渐从“崇拜精确”转向“敬佩精确”，也开始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“平衡”的重要性。这种观念的转变对于温切斯特来说极为重要，对他而言，“改变自己的观念，这正是写作最有魅力的地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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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转向”是温切斯特生命中的关键词。以地质研究为业的他，却在读到简·莫里斯的文学作品后，决心成为记者。在近20年的记者生涯中，他报道了举世哗然的美国政治丑闻“水门事件”，与一众媒体齐力致使时任美国理查德·尼克松下台；也参与调查了被称作“北爱尔兰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”的“血腥星期日”。甚至在担任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海外特派员时，他还曾因被疑为间谍而被捕，并被关押了三个月。

1985年，温切斯特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乘坐火车从伦敦出发，抵达中国香港地区，在此驻留了13年。在此期间，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不断重返中国，并书写了数本与中国相关的书籍。

在温切斯特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，他出版了33本书，它们以非虚构文学为主，常聚焦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与事——无论是看似疯癫却为《牛津英语词典》的编纂做出重要贡献的W.C·迈纳，还是古怪有趣的李约瑟，都似在他的笔触下，从历史中再度“复活”。

时隔七年，温切斯特再次来到中国，在上海浦东，他接受了界面文化记者的专访，年近耄耋的他依旧怀有好奇之心，向记者询问中国新闻业近况。采访中，我们从精确出发，聊到他对人工智能技术最新进展的看法，也再次追溯了其写作生涯与记者经历。

01 马斯克认为“人类必须永远接近极限”的想法十分可怕

界面文化：你写了一本关于“精确”的书，却对精确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这本书我是六七年前写的，那时我是怀着“精确值得称赞”的态度提笔的，但随着时间的流转，我对精确的态度也开始变化。决定写这本书与我的父亲相关，他是一名精密工程师，小时候我十分崇拜他，深深被他对精确事物的热爱所感染着，并下意识地认为“精确真的很棒”，也就此开始研究精确的历史。

在研究的过程中，我越来越以审慎的态度来看待精确，我依旧钦佩工程学，尊重工程师，但我也开始思考“精确可能带来的危险”，思考精确是否也让我们忽视了自然之美、忽视了不完美的意义。直到今天，我从崇拜精确转而敬佩精确，这种转变正是写作之于我的意义——让我学习不同的事物，改变我的想法。

界面文化：在书中，你提到“精确度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线”，精确对于现代社会为何如此重要？人们对精准的追求是否与对完美的痴迷相关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在我看来，对精确的痴迷也与人们“永不满足的欲望”与“无尽的好奇心”相关。如今，人们想要的越来越多，他们想要穿越更远的地域、走得更快、认识更多的人、买更多的东西。这些膨胀的需求，对承载欲望的机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机器因而被打造得更大、更高效、更精准。可是，当我们越来越接近精确时，靠近它的速度却不免越来越慢，甚至最终会带来危险。

界面文化：你认为现代社会没有必要不断接近精确的极限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是的，人们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求极限，即使这种追求是人类的天性。我们会看到像埃隆·马斯克（特斯拉创始人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）这样的人，他们认为“人类必须永远接近极限”，即使这种追求是以地球资源耗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。但对我来说，这种想法十分可怕，这个星球已经被我们糟蹋得够多了，如果人们依旧不计代价地追求精确的极限，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只会不断受到威胁。

界面文化：人们竭力追求确定性，但人类今天和未来的命运却越来越处于一种不确定的“悬浮”状态，这似乎是令人困惑的状况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是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人们必须慢下来思考“我们究竟希望世界成为什么样子”。我们都必须明白，人类绝不应当是精度的奴隶、机器的奴隶，人与人、人与世界应当相互理解、善待彼此。

就像此刻我们坐在这里，你是东方人，我是西方人，但我们并无不同，我们都处于在太空中飞驰的小星球上，它被蔚蓝海洋与青绿森林所包裹，我们都是孤独的，因此必须知道如何聚在一起。

我知道有些人会说这是理想主义的废话，但我还是要强调“保护地球，善待彼此”的重要性，人类必须明白“世界不是由精度定义的”，明智地思考精确并意识到我们还有比精确更重要的事情。

界面文化：在书中，你还提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即日本社会对于“精确追求的二元性”，他们一方面极度追求完美，另一方面却又非常珍视不完美，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保留精确的模糊边界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在“精确”与“自然”之间保持平衡就是更重要的事。至于“如何保留模糊的边界”，日韩两国的做法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，这两个国家十分尊重并保护从事传统手工艺的人（如木材、陶瓷、竹艺等），政府不仅在经济上予以财政支持，更是从职业上给予重视，将其称之为“人间国宝”。

与此相反，也有像德国这样对精确高度追求的国家，他们制作出来的物品十分精美、漂亮，但对于老式工艺品却鲜少关注，这就容易在精确中失衡。对我来说，一个社会既存在制造精准产品的行业，也尊重传统工艺业，重视不精准的自然保护，或许就能达到平衡。

02 当人工智能能够创造，我们将进入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

界面文化：在书中，你提到“只要人类仍然在参与精密设备的制造，人类的失误就免不了会蔓延到这个过程中去”。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有一天精密设备的制造全权由人工智能制造，失误就将减少呢？这是一种对于技术的乌托邦想象吗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恰恰相反，我认为这是反乌托邦的。如果一切都由机器制造，没有人类参与，没有手工艺品，也没有工匠精神，那一定是反乌托邦的世界，我为此感到惶恐。这样的世界也许是高效的，也将有许多人就此获益，但更多人也可能因此失业，无所事事。

界面文化：但在此前的采访中，你曾宽慰大家不要担心人工智能的兴起，甚至认为它们是一份潜在的礼物。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我指的是计算器、GPS、维基百科、谷歌这些设备，很多人认为这些设备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伤害，可我认为这些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。人工智能则不同，我认为它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危险。

在GPT4刚出现时，我与我的编辑从书中选取了一段话，让GPT4模仿我的风格写作，它只用了五分钟就写出了很不错的内容。这让我开始怀疑——如果机器能够做到这些，那我们还能做什么？

就像我们刚才谈论的那样，机器人制造东西将意味着很多人没有工作。人工智能出现后，作家、画家、歌手、词曲作者、诗人、艺术家，他们也会失业。

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，社会需要有思考的人、有好奇心的人、有反思的人、有创造精神的人、有艺术气质的人。如果人工智能带走了这些，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危险。

界面文化：这种危险确实在发生，进步得越快是不是越可能会陷入危机之中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正如我在本次谈话开始时提到的那样，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实现精确、走得更快，但这会让我们逐渐忘记我们的根源，我们需要重新了解历史，明白自己从何而来，也应该放慢对金钱和美丽的无休止追求，放慢拥有东西、创造精确的速度。

界面文化：可是当人们被卷入加速社会时，放慢步伐是极其危险的，人们不由地会被卷入焦虑之中。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是的，但是相信我，不仅仅是在中国，全世界都正感受着这种焦虑感。在过去两年里，我身边有三位年轻人相继自杀，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。这样的事正在全世界发生着，它进一步警示着我们，应该放下对精确、进步的执念，而去认真思考我们的未来。

03 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过于强调时效性，记者难以慢下来反思社会

界面文化：你的写作中不乏“中国”的痕迹，你曾作为驻外记者在中国香港地区工作过13年，后续又来到中国内地，写作出《爱上中国的人：李约瑟传》与The River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（中译本尚未出版）等与中国相关的书。你和中国的联结从何时开始的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我非常喜欢中国，1978年我首次来到中国，并四处旅游，在北方的黑龙江、山东、北京、兰州到南方的重庆、海南、西藏......我与中国的联结应该是从那时开始的。如今再次回到中国，我对中国发生的变化感到不可思议，也开始考虑写一本关于“新”中国的书籍。

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关于当代中国的书籍，但许多都十分乏味，我想从我的视角出发，写一本更有趣的当代中国的书。虽然具体方向还并没有确定，但我应该会专注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主题，从一个小的内容出发，进一步展开对更大问题的思考。

界面文化：你似乎很喜欢从一件事、一个人开始着手，来引入一个更大的话题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可以这么说，《爱上中国的人：李约瑟传》这本书就聚焦了一个被湮没于历史中的天才，通过叙说他的故事，我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，李约瑟的小故事也因此变成了大故事。

界面文化：以李约瑟为例，你也很喜欢写那些改变了世界的天才和历史事件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从结果上来看，我的写作确实常常聚焦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或事，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喜欢写的是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人或事，他们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，但又几乎被历史抹杀；他们的生活起伏不定，时而幸运、常常不幸。最终却渐渐被遗忘了。为了让他们从历史中“复活”，我会孜孜不倦地书写他们。

界面文化：直至今日，你共写作了33本书，其中非虚构作品占了大部分，为什么你更倾向于采取非虚构写作的写作方式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准确来说，我只做创作过一本虚构类小说，但它非常糟糕，让我们忘记它（笑）。我更常写非虚构作品，是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足够聪明来写小说。我认为要写出好的小说，需要作者非常聪明，我还不够聪明，这是我必须要承认的局限性。

界面文化：你不仅报道过“血腥星期日”与“水门事件”等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，也在担任特派记者时被怀疑为间谍并被关押了三个月。很明显，你经历了“新闻的黄金时代”，如今新闻业在呈现出了极大的变化，你怎样看待这些变化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新闻业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，新闻生产的周期被延长至24小时，记者被迫在加速的时间中获取线索，却很难慢下来思考事件的意义，进行社会的反思。在我成为记者的上世纪60年代末，新闻业虽然也强调时效性，但更注重对于事件严肃与冷静地反思。

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我的报社同事写过的一篇关于“鸟”的报道，那时联合国正在进行重要的会议，但那位记者选择放弃书写联合国而书写了那只从未见过的鸟。人们都对此感到疑惑，他却说“联合国的事并不那么重要，但人们会永远记得这篇关于鸟的文章”。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失去的，与真正重要的新闻相比，如今人们对紧急新闻更感兴趣。

界面文化：近来，在中国兴起了关于“学生是否应当选择新闻专业”的争论，作为过去的记者，你如何看待这一争议？

西蒙·温切斯特：这个争论很有意思，我也曾与我的妻子就此辩论过，她学的是新闻学，而我学的是地质学，但这对我成为记者依旧有益，在我的个人经历中，记者应该通过实践而非通过理论来学习新闻学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：成为一名记者，但在这之前，先学点别的东西。